拆解非必要不出省和就地过年背后的

长距离旅行仍然是奢侈品。

（特约评论员李瀚明）朋友和我一起喝茶时问：省内/国内/国际旅游业在今年/明年/后年……会不会恢复？

熟悉的读者都知道，我从来不会给出「时间表」，而是从「正面因素」（即收益）和「负面因素」（即风险）两方面考虑，绘制一张「检查单」。相信读者不会反对「风险可控，收益可见」这个原则对于任何人或任何组织的决策过程的重要性——换言之，我们必须考虑旅游业（或者人口流动）对某个社会（例如某个省、市、县甚至是街道或者镇）的可能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正反两面：正面的我们称之为收益，负面的我们称之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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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距离旅行对中国人而言仍然是奢侈品

中国14亿的人口规模，使得任何爱好都能有一个绝对数值足够大的市场。这种现象表现在旅游业上，就是旅游业近些年的飞速发展。无论是周边旅游、酒店、高铁还是民航，我们的绝对规模都是巨大的。

但是，中国14亿的人口规模反过来也使得无论一个行业多么巨大，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都是有限的。我们以旅游业“衣食住行”四要素中的“行”为例，《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了各种交通方式的运输人次数和人公里数。从统计报表中，可以看到14亿中国人人均年均乘坐最多的是城市客运（年91次，年62次）——可以说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刚需。

因此，恢复城市客运的正常运作，几乎是每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疫情期间的必要任务；而当某个小城市出现本地疫情的时候，「公共交通停运」也是最快的控制当地人口市内流动的方法之一。

与每年90多次市内客运相比，长途客运的重要性下降很多。年长途客运总体而言只有.04亿人次（相当于14亿中国人每个人每年坐了13次，6.5次往返），重要性一下子下降了一个数量级。

而在长途客运中，平均距离68公里的公路占73.9%；平均距离公里的铁路占20.8%；平均距离公里的民航占3.8%。

通常，68公里对应的是「市内」交通，公里对应的是「省内」交通（或者「京津冀」、「长三角」内的交通），公里多数对应「国内」交通。换个角度而言，14亿中国人一年大约进行4.7次「市内」旅行，1.3次「省内」旅行，0.2次「国内」旅行——国际旅行则更少了，可能只有0.1次。

这自然而然引出一个问题——每年仅有1次甚至更少的行为，是否留到安全的月份再进行也未尝不可？出于这样的思考，「非必要不出省、非必要不出境」的举措就是有关部门很自然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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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禀赋差异带来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性

我们同时需要注意到「旅行」的收益和风险在不同人群和地方之间是不对等的（亦即旅游业的不对称性）。在国际旅游上这个问题非常明显：

1.墨西哥是美国人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但美国是不是墨西哥人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呢？

2.新马泰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出国游目的地，但是新马泰一年能有多少人来中国旅游呢？

即使在中国国内旅游的议题上，也存在这个问题。例如，旅游景点的热门程度在地方之间是不均衡的。例如，位于北京的天安门和故宫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景点，但谁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的景点呢？

如果要从数据上描绘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不妨计算各个省市自治区的5A级景点数量。中国有家5A级景区，按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计算每个省市自治区可以分到10家。但是实际上，地理的分布存在不均匀性。按照「每一亿人口拥有的5A景区数量」计算一下的话，最多的是西藏（万人拥有5座5A级景区），最少的是广东（万人拥有15座5A级景区）。

因此，即使在国内旅游市场，也必然存在「客源地」和「目的地」。对于「目的地」而言，开放跨省旅游、跨国旅游毫无疑问是收益大于风险的——对于依靠旅游经济过活的地方而言，停止接受游客等于自断生路，手停口停；但是对于「客源地」而言，收益和风险可不好说了。收益上不可确定，但返回时带回输入疫情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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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作为双向人口流动的风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目的地」就会欢迎旅游。

即使是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新疆和青海，也采取了「非必要不出省/区」的政策。这是因为旅游是双向的人口流动——客源地担心游客从目的地带病回家，而目的地也担心游客从客源地带病来访。

「带病回家」的例子，莫过于今年的北京疫情——北京居民赴内蒙古旅游时感染了新冠，并带回了北京的住宅小区；而「带病来访」的例子则莫过于今年南京疫情衍生的张家界传播链——在南京转机时感染病毒的游客将病毒带到了张家界的旅游景点，并最终发生二次感染。

随着旅游路径逐渐复杂，传染情形也复杂起来：上海夫妇能将病毒从额济纳旗带到西安，厦门姑娘能将病毒从北京带到上海。换言之，某个地方根本不知道风险会从哪里来。因此，严格实施「非必要不出省」或许是唯一的选择——这能减少很多当地居民的风险和麻烦。而这就牵涉到了第三个问题——旅行者和本地居民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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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问题本质是贫富和代际差距的体现

我们将全国14亿人口按照各地市在年的人口（第七次人口普查）和人均GDP（各地市的国民经济发展公报）排序，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可以看到，中国人均GDP在10万元以上的有3.1亿人，5万元到10万元的有5.8亿人，剩下5.2亿人的人均GDP不到5万元。这很大程度能够解释中国民航、铁路旅行的客流量——中国人均GDP在10万元以上的3.1亿人，每年坐一个往返飞机，差不多就是民航的6.6亿人次；10万元以上的人每年2个往返（春运、暑运），剩下的11亿人每年1个往返（春运），就是铁路的36.6亿人次。

从中剔除「必要的旅行」——典型如商务出差或者春运归省——这样的刚需之后，旅行（尤其是「跨省旅行」乃至「出境旅行」）实在是一个属于「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少数人」的娱乐方式。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对于没有旅游的经济实力的人而言，开放旅行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好处。而旅行带来的输入性疫情风险，则可能对他们的娱乐方式造成影响——当一个城市出现疫情时，烧烤喝酒、电影、桌游等本地的聚集性娱乐活动必然首当其冲。这自然引入了一个问题——与14亿人的本地娱乐自由而言相比，3.1亿人的旅行自由一定具有更小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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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聚集性疫情的额外恐惧

除了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付旅途所需的开销以外，旅行也需要连续的时间。因此可以看到的是，上班族一般需要通过请年假或者黄金周才能积累连续的时间用于旅行，而平常的游客则以退休老人或者寒暑假期的学生为主。例如，这一次疫情涉及了大量的「旅游专列」——其上往往是享受退休后晚年生活的老人家们。

然而，老人家和学生在病毒面前又最脆弱。一方面，没有经济能力的老人家和学生外游回来确诊阳性后所需的医疗费用，始终需要本地的财政和医疗保险计划予以支付；另一方面，老人家和学生社交活动相对密集，容易无形中成为超级传播者——扬州打牌老太、东莞学校感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教育部和各地教育部门较早发现了这一问题，而对学生和学生家长的旅行施加不少限制（例如学生本人和家长在教学期间都不得出市）。

同样施加限制的还有那些聚集性办公场所——例如大型企业或者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航空公司——虽然一方面航空公司最希望恢复旅游，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又对于非对客岗位员工的旅游计划实行「报备审批」的制度。这种举动情有可原：在这些环境中，一个员工的阳性，可能全公司甚至同一栋写字楼的正常经营都会受到影响。例如，11月底上海疫情中，西藏中路号都市总部大楼就因为租户员工出现了阳性病例而需要全楼停工进行核酸检测。

目前种种现象和数据告诉我们，「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市/省/区/境」仍然是年的关键词。尽管这看来像一盆冷水，但对于中国的旅游从业者而言，年不会比年更好。换言之，年相比年而言一定更冷。

作者简介

李瀚明环球旅讯特约评论员

李瀚明先生是环球旅讯的特约评论员。除了为环球旅讯提供时事评论和专栏分享之外，他也经营着一家名为李及李的数据分析公司，在世界各地为航空公司、酒店、汽车行业提供全面而细致的数据分析服务。欢迎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