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时期,为屏障京师,对塞外疆域都做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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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郡、上郡和北地郡这三个郡大体都在河南地，而朔方郡以南的河南地的塞除了南边的秦昭襄王长城外，就是西边秦始皇时蒙恬所筑之塞，元朔二年汉取得河南地后又“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重新修缮了此塞。如果说这里的塞是指秦昭襄王所筑之长城，那么称为“塞外某地”的就不可能仅仅是翁龙、埠是、匈归、浑怀这四个障，因为西河郡、上郡的大部分，包括北地郡的部分均在秦昭襄王长城外。另外，如果说是指秦昭襄王所筑之长城，那么按史籍的记载也应该是称为“故塞”才对，这里称为“塞外”则适足以证明恰恰不是秦昭襄王长城。所以，这里的“塞”显然是指河南地西边由秦蒙恬凭借黄河之天堑修筑，后又为汉所修缮利用的塞。明白了这里的“塞”之所在，下面我们以之为基础，再对前面河南地的归属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做一分析。

首先，因为西河郡的“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龙、堤是”，而南部都尉属西河郡，那么南部都尉的治所塞外翁龙、埠是自然也属西河郡，又因为翁龙、墀是在塞外，也即在宁夏至内蒙段黄河以西，那么西河郡的西界自然也就到了这段黄河的西面；同理，上郡和北地郡的西界自然也到了此段黄河以西。西河郡、上郡、北地郡的西界都到了黄河以西，这就不仅再次证明，西汉在元朔二年的河南之战后完全取得了河南地，而且也证明，前所考述之河南地政区调整与西河、上郡的西界所至之结论是正确的。

其次，既然这里的“塞”是指“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那么《中国历史地图集》对西河郡、上郡、北地郡的翁龙、埠是、匈归、浑怀这塞外四障的定点似亦应相应调整至宁夏到内蒙段黄河的西边。

既然上述西河、上郡、北地三郡之浑怀等四障在塞外，也说明汉之边塞主要是指防御异族入侵的塞防，而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境线，或者说国界。除了上述之塞外四障，汉之塞外城障实际上还有受降城及五原塞外的“列城”甚至还有专门的塞外都尉。因此，这一事例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汉代边塞之性质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是，为什么要把这三个都尉的治所设置在塞外的浑怀等四个障呢？下面再就此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关于障，颜师古认为：“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顾胤则认为：“鄧，山中小城。”我们知道，在河南地的西边，除了黄河，实际上还有贺兰山及其以北的桌子山亦为防范异族入侵的重要屏障。因此，结合颜师古和顾胤对汉代障的解释以及河南地西部本身的地理形势，可以看出，西河郡、上郡、北地郡这三边郡把一些障设置在黄河塞外，显然与其它的“塞外列城”一样，很可能也是出于更好地防御匈奴入侵这一目的。

总之，汉廷在完全取得河南地以后，为了更好地防御这一屏障京师的战略要地，在对原北地郡和上郡的郡界进行调整的基础上，不仅新置了西河郡，而且对原北地郡和上郡的郡界进行了调整。经过这样调整以后，在新取得的河南地，自北向南，实际上就由朔方郡、西河郡、上郡和北地郡组成。显然，这样的调整，不但规避了原北地郡边境线漫长、难以独立防范匈奴入侵的问题，而且能充分利用河南地的山河险阻来构筑边塞，事实上这也完全符合多头抗击匈奴的汉边郡设置特点。

也许是鄂尔多斯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后世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对这一地区的争夺等诸多因素，《嘉庆重修一统志》对增山，乾隆《河套志》对大成，《嘉庆重修一统志》和《河套图志》对高望等的地理位置的记载，可能与汉代西河郡的增山、大成，上郡的高望等地的实际地理位置已不符，存在着名同地异的情况。例如，汉代的武威就并不是在现在的武威而是在今天的民勤东北。因此，对西汉的增山、大成、高望等这些县的定点如过于囿于《一统志》等后世地志所记，则可能会出现今内蒙古鄂托克旗、海勃湾市全部和杭锦旗以南、乌审旗以西，宁夏盐池长城以北、陶乐黄河以东，陕西定边大部、吴旗西部这些地区系汉与匈奴两属之地的结论。

另外，史学毕竟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一门学问，况且“学术研究本无止境，不但是新的观点要代替老的结论，而且新材料的出现也许又会使原有的考证被推翻。”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时，这些墓葬和古城遗址还未被发现。在文献不足证，又无考古发掘资料可以利用的情况下，《中国历史地图集》极为审慎地把河南地的一部分不能明确确定归属的地区，即今鄂托克旗等地标为汉与匈奴的两属之地，这不仅恰恰体现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在了解、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方面具有奠基性意义之巨制的严谨，实际上也启发了后来的人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总之，元朔二年，西汉完全取得了河南地，不存在河南地尚有一部分地区系匈奴与汉两属的情况。为了更好地防御这一屏障京师的要地，在对原北地郡和上郡郡界进行调整的基础上，不仅新置了边郡西河郡，而且使原为内郡的上郡也变成了边郡。经过这样的调整以后，在新取得的河南地，自北而南，实际上就由朔方郡、西河郡、上郡和北地郡组成。显然，这样的调整不但规避了原北地鄭边防线过长，难以独立防范匈奴入侵的问题，而且能充分利用河南地的山河屏鬲来构筑边塞，事实上，这一调整也完全符合多头抗击异族入侵的汉边郡设置特点。

置河西四郡

元狩二年（前年），骤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右地，驻牧于河西走廊的浑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降汉。不久之后，又将这些匈奴降者分徙于噂、北地、上郡、朔方、云中沿边五郡，并因其故俗，设置属国进行管理。接寿，汉廷相继在河西走廊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

经营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帝国开始积极经营西域。宣帝地节二年，汉廷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使护西域三十六国”；元帝初元元年，又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最终确立了与西域诸国的臣属关系。

综上所述，武帝时通过一系列拓疆战争，在东北置朝鲜四郡，在北方重新取得了河南地，在西北置河西四郡，并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统辖天山南北西域诸国，使帝国西、北部的疆域大为拓展。

“建塞徼，起亭隧”：构筑边塞

随着帝国西、北疆域的不断拓展,西汉自盐泽至辽东构筑了一条完整的边塞。在秦始皇时，蒙恬击破驻牧河南地的匈奴之后，因河为塞，修集了自阴山至榆中的边塞。由于汉在元朔二年（前）,“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因此，榆中至阴山段的边塞实际上是修缮沿用了秦蒙恬所筑之长城。河西走廊段。河西走廊的汉代边塞，自东向西首先是令居塞。

在元狩年（公元年）的漠北之战以后，匈奴退居大漠以北，“而幕南无王庭”，在这种情况下，“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也许正是汉不断向西“通渠置田"触犯了当地羌人的利益，由此引发了“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相罕”的事件。因此，我们从这一背景可知，汉在元鼎五年修筑令居塞很可能是为了隔绝羌与匈奴的交通。另外，如前所述，汉在取得河南地后，修缮了蒙恬因河为塞修筑的榆中至阴山段的边塞，在元鼎五年（前）,“数万人度河筑令居”。这说明，在元鼎五年（前年），汉渡河修筑的令居塞应是从榆中至令居的边塞。

对于河西走廊令居以西的边塞，史籍的记载比较清楚，在元鼎六年（前年），汉开始筑令居以西至酒泉的边塞。在元封四年（前），汉廷又修筑了酒泉以西至玉门的边塞。

另外，额济纳河流域是匈奴自蒙古高原南下河西走廊的重要通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太初三年（前）,强弩都尉路博德修筑了张掖郡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塞。河西走廊段的长城东接榆中原蒙恬“因河为塞”修筑的榆中至阴山段的边塞，西到走廊的西段敦煌。

敦煌至盐泽段。阴山以西的汉边塞，下面我们再看看阴山以东的边塞。按一般的观点，阴山以东直至辽东的汉边塞大体是沿用了此前，尤其是秦长城。但寻绎史实，情况可能并非完全如此。

阴山至辽东段。在秦始皇及武帝拓疆以前，长城在阴山以南。这可由元帝时晓习边事的侯应的话得到进一步清楚地印证。当时人所谓的阴山不仅包括现在的阴山很可能也包括燕山；另一方面也表明，直到汉初，阴山和燕山均在帝国的边塞之外。换言之，在汉初的数十年间，阴山至辽东的长城主要还是沿用秦及其前代的长城。但是，到了汉武帝时代，随着北方边疆的拓展，边塞也随之由阴山、燕山南麓北移至阴山、燕山北麓。

实际上，武帝时，阴山至辽东的边塞由阴山、燕山以南拓展至阴山、燕山以北亦可由其他的史实所证明。在绝漠之战以后，匈奴已远徙漠北，而且正如《史记正义》注所说：“匈奴旧以幕为王庭。今远徙幕北后，更蚕食之，汉境连接匈奴旧地以北也。”汉帝国的边境亦随之向北推移。

综上所述，由于力量不及，在汉初，阴山至辽东段的长城主要是沿用秦长城,在阴山以南。因此，为了把战略要地阴山和燕山纳入汉朝的版图，到汉武帝时，“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暮北"，随北边疆界达阴山以北，“建塞徼，起亭隧"，边塞也有阴山以南推进到了阴山、燕山以北，至少在阴山以北。结果，匈奴失阴山之后，由于“幕北地乎，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由此而达到了制御匈奴的目的。

辽东长城。

武帝以后的情况则没有明确记载，是否有变动还不是很清楚。边塞主要由土垣、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障、亭、隧等构成。“土垣”，也就是用土筑成的墙；“因山岩石"，就是利用山体及岩石修筑塞；“木柴僵落”,就是木栅；溪谷水门，陈梦家先生认为：“当是近水的边塞越过水道而筑的水关。”隧实际上是依深险之处开通的小道。关于障，颜师古认为：“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可见，障就是修筑在塞要处并有军队镇守的城，也就是所谓的“候城”。关于亭，《史记》：“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鄆列亭至庐胸”。《正义》顾胤注云：“鄆，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

除了以上的这些设施，在边塞上还有报警设备“烽燧”。边塞的烽火报警设备“烽燧”与前述边塞“候望所居”之“亭”实际上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随着帝国疆域的不断展拓，不仅新筑了整个河西走廊地区的边塞，恢复了河南地秦始皇时蒙恬“因河为塞”所筑之长城，而且在北方也把原来的秦长城拓展到了阴山和燕山之外。总之，从盐泽至辽东的北方漫长边境线上实际上构筑了新的边塞。依据史籍的记载和相关的考古发掘可知，汉代边塞是在充分利用地理条件修筑的，所谓“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但即便是这样依旧是“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另外，为了更好的发挥边塞的防御功能，在边塞上还有障、亭、隧和烽燧等这些设施。

筑“塞外列城”

汉廷除了在北方边郡构筑边塞外，并进而在元封六年，又出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的地区修筑了所谓的“塞外列城”。依次修筑了光禄、支就、头曼、虐河、宿虏诸城。

不过，随着考古学家对秦汉长城多次实地考察，一些学者依据这些考古发掘进一步研究后认为，这是南、北两道近于平行的长城，其间距为2.5公里至20公里，起于阴山，大体上作东南西北走向，经蒙古高原，北长城直至阿尔泰山余脉巴彦达赖附近的尚德山，南长城转向西行，延伸至甘肃额济纳旗。

总之，西汉除了在边郡边界上构筑边塞外，在匈奴“益西北”之后，又出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的地区修筑了所谓的“塞外诸城”。另外，这些情况也说明，汉代的边塞尽管也有边界的性质，但从汉在边塞外筑“塞外列城”以及一些边郡的都尉治所亦在塞外等情况来看，则又说明汉代的边塞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边界或者说边境线。